|
“汶川地震一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应避免在灾区人民心头上撒盐。”在昨天下午的“上海论坛2009”圆桌会议上，一些心理学家、汶川地震志愿者谈到了心里的忧虑和无奈。
他们仍未走出灾难
北川中学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长期提供心理援助的地方，刚刚从那里回来的心理学家申荷永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前几天，他在北川中学遇到一个曾经交流过的高三男生，他照例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要高考了，好好准备。”可这个男生却突然痛哭起来。原来，在一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中，北川中学的学生从来就是被社会、被媒体公众高度关注的人群。当记者们扛着摄像机让男生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他从未愈合的痛苦再次被掀开。而在摄像机面前，他又无法真实展示他的悲痛。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学生中，北川中学的一个男老师前几天当着学生的面流泪。他的好友正是上个月自缢身亡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而当心理援助者让孩子们画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图画时，至今仍有许多人画出的是地震前的美好家园。申荷永说：“这说明，他们现在仍然活在地震的灾难之中。”
在这个时候，外来的援助和关怀，特别应该把握有度。“北川是重灾区，也是最受关注的地方，可恰恰是不恰当的过度关注，让这里的心理康复过程变得困难起来。”
本地文化才是康复良药
除了关注度和关注点外，外来援助的方法也需要反思。汶川地震志愿者王一刚说：“其实，在灾区本土文化中就存有应对灾难的部分，外来者不应当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灾区。”
他讲述了自己长期跟踪的一个羌族大家族。这个家族生活在汶川县映秀镇的一个小山谷里，家族的爷爷今年78岁，非常沉默，到现在只说过一句话：“一切都会发生，过去在山区也经常发生。”原来，他平时就告诉孩子们，死人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问题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家族的10个孩子都非常坚强。其中老大去年被评上“抗震救灾50位小英雄”之一，其他孩子分散在山西、广东等地的灾区学校上学。王一刚说：“从我跟他们接触1年的经验看，外来援助的帮助非常小，他们的坚强源于家族和本土文化。”
申荷永曾接到一位美国斯坦福大学创伤心理学专家的信，明确敬告中国的心理学同行：面对如此灾难，不要盲目使用简易西方技术，应当尽量采用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治疗元素。
应建立规范的心理救援网络
其实，人人都可以评估外来援助是否得当。因为大家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来灾区是为了什么，是抱什么心态来灾区的。申荷永说：“你是真的为他们着想吗？还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论文，为了完成任务，为了成名？”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不同的效果。灾后一年，外来援助者的不同态度已经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以心理辅导为例，有的队伍受到欢迎，有的则被防备。
除了专业队伍和专业人士外，政府部门也应当从更深的层面上考虑灾后的经验教训。遗憾的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统一调度的心理救援网络。在非典之后，中国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在地震之后，心理网络也理应被提上议事日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