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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在南京某三甲医院内部的一次招标会上，该医院的一位负责人称南京有一家医院有2名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们医院有1名。但是这些消息无法从官方渠道得到证实。
小张医生说，实际上，老百姓在流传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多数并不是真的对桃色事件和艾滋病感兴趣，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小张医生认为，很多人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因为痛恨医生和医疗界，所以不断地给这个故事添枝加叶，使得传言中的被感染人数不断升高，而桃色事件仅仅是大家用来开头的一个噱头而已。
流言指向药品潜规则
“女医药代表和医生上床是不是惯例，人数多吗？”时代周报记者向一个在南京从事了十多年医药代表工作的资深人士牛先生请教。
他哈哈一笑：“不是惯例，但是有很多男主任喜欢趁机揩油，毕竟要上床的话单位里面会很快知道，会对他的工作有影响。比例嘛，据我了解不大。”
医药代表和医生的关系，在很多人看来，很难清清白白。而其间的关系正是社会舆论所广泛诟病的医疗腐败的一个重灾区，如果加上一个桃色因素，这样的事情注定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其实，在医药代表这个行业中，男性比女性更多，据我观察，比例大致为2：1这个样子。女代表一般在基层比例比较大”，这位资深医药代表说。
“其实，这件事情之所以被广泛关注，正是因为这里面掺杂了老百姓对医疗界腐败的痛恨，所以他们听说医生得了艾滋病，都感到很高兴，有种快感，有的人甚至把‘李佳’当成了女英雄，称之为圣女”，一位长期与医院做生意的李先生说。
李先生所谓的医疗界腐败与医药代表能发生联系的正是医药的价格。媒体多年来一直就揭露某些出厂价只有2毛钱的药可以在医院卖到30元的价格。
牛先生说：其实药厂挣得很少，药价虚高正是在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医药代表当然是卖得越多越挣钱，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医药代表给了有处方权的医生。
他向时代周报记者描述了一种药从厂家进入临床的整个流程：药品出厂销售到商业批发公司，然后由商业公司再销售到医院，由医生再处方给患者。
在这中间有很多需要打通的环节。
比如，首先，商业公司同意采购。在这个环节，外企基本不需要做太多工作，因为品种销售量大的基本为商业公司的优质客户。国企需要做一定工作，但费用不高，几顿饭一个小红包就可以解决。
其次，医院这一环节。药品要进院，需要相关科室打进药报告，由医院药事委员会批准，药剂科采购才能在医院销售，俗称开发医院。
然后就是医院内部的销售。在这一环节要科室主任同意才能在本科室销售。一般由厂家组织小型的科室内的推广会，在会上由主任点头同意使用，这样才能由小医生处方。
最后一个环节是日常处方的开发，这都是由小医生完成，开方猛的叫枪手，更猛的叫炮手。
在这个链条里面最关键的是负责药事的副院长，药剂科主任，科室主任。
用来打通这些关节最有效的当然是钱，当然可以辅以其他内容。有些时候是医药代表请医生到外面“马杀鸡”(按摩)，至于赤裸上阵，肉帛相见的也有，肯定有，但是不是普遍现象。
在这里，医药代表最怕的是医生提出额外的要求。因为每个行业内都有潜规则的，对每个事情都有合适的价格，每个额外的要求，外企要报批，国企意味收入减少。但是，如果医生有要求，医药代表一般是尽量满足。
牛先生也很苦恼：现在社会上对我们医药代表很讨厌，认为是我们把药价搞高了，实际上不是，都是这个医疗体制导致的，我们只不过是中间的一个环节而已。“关键的问题是，目前的制度如此，我们的药品销售只能按照这个方式进行，要想不出现这样的情况，除非医疗制度有一个彻底的变革。也许那时候，我们医药代表再也不用金钱和美色来诱惑医生了，也更不会出现类似艾滋病传言的说法了。”
“其实，这次艾滋病流言的真相不在于发现了多少个艾滋病人，谁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吐着烟圈，慢条斯理地说，“事实上，真相就是人们感觉到了比艾滋病毒更令人痛愤的潜规则，他们用这个流言去摧毁它，希望借此能够重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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