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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规定，传统草药“在申请日之前至少已有30年的药用历史，其中包括在欧共体内至少已有15年的使用历史”。而中国中药是自1995年后才成规模地进入欧洲，因此以非药品身份在欧洲销售的中药产品根本提交不出有效的15年的销售证明，也无法搜集到一直安全使用的有力证据。
从目前的状况看，原本让国内中药企业受到很大鼓舞的欧盟《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现在反而成了中药进入欧洲最大的绊脚石。
李振吉告诉记者：“长期以来，由于欧洲对于传统草药没有明文规定，所以管理部门睁一眼闭一眼，‘民不举，官不究’。欧盟海关明知是中药，但因欧盟市场有需求，也就持默许态度。”
欧盟这种宽松和放任的态度，在客观上使中国中药出口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欧盟传统草药法》出台使中药输欧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到2011年仍旧没有中药在欧洲获得合法身份，那欧盟将加强监管，甚至随时可能禁止中药进口。这让许多中药贸易商忧心忡忡。
“如果想让人对中国的中药产业产生兴趣，就得提出关于中药成分的科学性报告，让全世界都了解中药的活性成分，而不是只靠中国人本身的信心。”
“问题是西药就一个化学成分，而中药是成百上千种成分综合作用，所以用西药的标准和理论体系来衡量和管理中药，肯定会有问题。因此中药很难作为药品进入国际市场，”李振吉称告诉记者，“一方面，我们现在在和FDA等机构接触沟通，希望证明中国的复方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快建设和完善中国中医药研究、开发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
中国中药的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国中药被频繁地拿来与源于中药的日本“汉方药”和韩国“韩药”进行对比。
有媒体报道说，日韩等国正积极进行中药的研制和开发，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购入原材料后进行精加工，再以高价格销售到世界各地。例如，日本生产的“救心丸”，是在中国“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的，年销售额上亿美元；韩国的“牛黄清心液”源自中国的“牛黄清心丸”，年产值也近1亿美元。
罗扬告诉记者：“每年中国中药上市的新药有很多，而日本近30年基本没有新的汉方药上市，他们把精力全部花在临床研究上，包括标准分析、数据采集、疗效对比等。日本的‘汉方药’只有200多个品种，日本企业将这为数不多的产品做精、做大了。”
与日本相比，韩国国内的中药品种更少，约为100多种，不过在中药开发过程中韩国比日本更专。最典型的就是韩国特产的高丽参，据统计，在同等级的高丽参出口中，韩国产品比中国产品贵28倍。
对此，李振吉分析说，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日韩与中国走的是两条不太相同的路。日韩在研发中药时更多是运用西方技术而非中国中医理论，这样“中药西制”开发出来的产品更容易被欧美国家认可，可以说，他们做的是“洋中药”。
危机下的中药：危险期还是机遇期
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打造一批知名中药生产、流通企业，加大对中药行业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扶持与保护力度，扶持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在罗扬看来，2009年对中药的海外拓展而言，可谓“冰火两重天”。她分析说，一方面，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药贸易的影响在加剧，中药产品需求弹性相对较大。同时，中药在多数国家尚未进入主流医药市场，也未纳入医疗保险体系，若民众收入受到影响，对未纳入医疗保险体系的药品需求依赖性将降低。且中药主要出口市场均不同程度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部分进口商已倒闭，消费市场萎缩。而汇率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罗扬也认为目前是良好的机遇期。中医药如今在全球已得到广泛认可，在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的“人人享有初级保健医疗”的战略目标影响下，传统医药有望纳入一些国家的医疗体系。而目前，世界各国也都在对传统医药实施立法管理，从法律层面确立中医药的地位。再者，中药较西药毒副作用小，在治疗疑难病症上较为突出，近年来在抗击全球性重大疾病中更有优秀表现，这有利于让世界更好地建立对中药的了解与信心。
中药要真正实现国际化，标准化是最重要的一步。中药要积极参与国际认证，进而获得国际市场的准入证。另外一方面，企业一定要特别开发专门用于出口的规格、型号与品种等，特别是药品的说明书一定要翻译成对方国家的文字，或是统一的英文，这样有助于国外消费者更方便地认识中药。
文化理念的传播也需要重视。例如北京同仁堂在海外的药店都是以经营文化入手的，从店堂装修、中医中药文化展示到销售促销赠《大宅门》《大清药王》等等，到处渗透着古远的中医中药文化，收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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