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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泰说，炎黄集团在全国多个城市都有非法售卖假药的情况，如果只是按每次个案查处的数额肯定不够立案，但要是多处销售点累计，查处发货源头，数额定然超过立案标的，“我失望的就是这点，药监部门一直没有这样去查。”
而药监部门工作人员认为，每次查处的时间和药品都不一样，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累积立案的。
2007年年初，炎黄医院假药案终于移交给了案发企业所在辖区的公安机关———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在移交前，药监部门已经对炎黄集团先后进行过4次行政处罚，处罚金额累计高达110万元。
让王恩泰想不通的是，药监部门为何不早日将此案移交司法部门。他认为，炎黄集团售卖假药的行为，已经坑害了患者，甚至延误了患者病情，应该更严厉地追究其罪责，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罚了事。
中国青年报记者于日前屡次致电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均被答复“办案人员出差，其他人不了解情况。”
为获证据借钱买假药
正是因为多次查处均案值不够不能移交司法部门，王恩泰为了给药监部门提供证据，才在2005年下了狠心，拿出自己的养老金，又向别人借了不少钱，从炎黄医院购买了价值11万元的无批号的假药，以此为证物向陕西省岐山县公安局报案。
王恩泰解释，炎黄集团销售那些假药时，采取了“买三送一”的方式，所以买价值11万的药只花去8．7万元。但就是这些提供给药监部门的“证据”，此后却引出了争议。
记者了解到，当时炎黄集团相关负责人承认，王恩泰的这些假药中，只有价值4．2万元的出自炎黄中医院，其他的“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我们还怀疑他自己造假药呢！”
王恩泰认为，炎黄集团只承认4．2万元的药，就是害怕达到5万要追究刑事责任。“当时我有买假药的发票，他们抵赖不了，而且当时炎黄医院的仓库管理员姬建峰在岐山县公安局做了笔录，承认那11万元假药是他从库房提出来卖给我的，炎黄医院当时的院长也承认我买的11万元的假药是他们的。”王恩泰说。但炎黄集团却称，王恩泰私下向炎黄医院的内部人员花钱买了几万元的药品发票来冒充。
姬建峰和另外一名收费员后来也改口称：王恩泰从他们手里私下花1800元买了数万元的药品发票。
不但证据有争议，而且自己还被指称为“造假者”，王恩泰激动了：“炎黄医院在一年之内4换院长，总是后一个院长推翻前一个院长的说法，由承认到半承认，半承认到半不承认，到最后就是来了个死不认账。我倒要看看查到最后，到底是谁在说谎？谁在作伪证？”王恩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最令王恩泰不解的是各级药监局的态度。他说，有很多线索可以证明炎黄医院拥有的假药数额明显超过5万，自己买的那11万元假药就已超过了5万元的界限。然而，两年多来药监局所查出的假药始终没有超过5万元。“说什么没有证据，我一个退休的老头都能买到11万元的假药，药监局就查不着吗？非得等举报者一次又一次地提供证据才能办案吗？”
西安市药监局的李大跃处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确认，王恩泰从2002年开始就向他们举报，也对炎黄医院处罚过好几次，但王恩泰一直不满意，“告了好长时间了，作为药监局我们也很头疼，后来把炎黄医院不认的这块也算到他们身上了，这样就够5万元了，就移交到公安机关了。2007年，公安局到我们这里取过证，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李大跃说，“当时为了急于处理这个事，等于就是把炎黄医院不认的药都加起来，就移交公安部门了。说实在的，从一个公正的立场上来讲，可能这么处理我觉得还是有些欠妥。”
李大跃告诉记者，如果从假药这个角度来说，实际炎黄医院的制剂，在国家药监局还没有成立之前是有地方卫生局批准文号的。2000年省局成立后，制剂批准权收到省药监局了，医院内的制剂必须到省药监局批准，才能证明药的合法性。但是炎黄医院没到药监局报批，我们认定，没有审批的东西就是假药。李大跃说：“假药是这样来的。实际上在以前他这个药品是合法制剂，我们查过卫生厅的档案室，已找不着他当时批的东西，但在档案局有当时物价的批文，这说明人家以前确实有过制剂审批手续，只是以后没有办理审批手续，制剂号作废了。”
假药终获处理 举报者却负债累累
记者在陕西卫生监督网上看到，2008年10月17日,陕西省卫生监督所对西安炎黄中医医院非法开展诊疗活动进行了查处。该医院已于2007年8月29日被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仍有个别科室利用网络对外地患者以信访诊疗、邮购寄药等手段进行诊疗活动。
但王恩泰说，炎黄集团目前仍在售假药，只不过从地上转为地下，要获取证据也更难了，相关责任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现在，王恩泰因举报假药负债累累。他为此咨询过消协和律师，宝鸡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百存说，如果按患者（消费者）的立场向售假方索赔，王恩泰这种情况似乎超出了一般患者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故意去买假，而且数量巨大，超出了患者用药的极限。所以按照消法双倍索赔确实还是存在争议，如果调解无效，最后可能需要法律介入，“但证实是假货后，要求卖方原价退货，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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