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禁止车厢内饮食，是否与人性化管理背离？

　　重庆拟规定“禁止在轻轨车厢内饮食”，违者可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立法禁止在车厢内饮食，将有利于城市文明的发展。部分市民则认为车厢内不让吃东西不够人性化。尤其上班高峰有些乘客来不及吃早点则会在车厢内解决。(《重庆晚报》3月24日)

　　在公共交通上饮食的陋习该革除

　　在公交车、地铁车厢、轻轨车厢等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上吃食物，喝饮料，在国内很常见，很多人似乎也习以为常。但实际上，这实在是一种社会陋习，是一种既不文明，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被尽早革除。

　　所以，面对重庆市有关方面出台的“禁止在车厢内饮食”的规定，尽管有些市民持反对态度，觉得这有失人性化，但笔者还是从心里支持这一规定。市民在各类公共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性化很重要，但人性化也要分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如果为了照顾个别人的“人性化”而忽视了多数人的感受，则这样的人性化就成了一种“伪人性化”。

　　首先，在拥挤甚至是封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容易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间本来就不大，如果碰上人多，更是拥挤不堪，空气混浊，如果这时候再有人吃吃喝喝，则车厢里的气味势必更加难闻，令人窒息。吃东西的人倒是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但是别人的感受呢？如果碰巧你吃的东西沾荤带油，一不小心蹭到别人的身上，恐怕还会引起矛盾和冲突。

　　其次，作为一个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空间，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卫生状况关涉到每个乘客的感受和权益。如果有人把吃完的包装盒、包装袋、饮料杯随手乱扔，或者是手里的汤汤水水洒在地板、座椅上，都会造成车厢内环境卫生的污染，既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劳动量，也损害了其他乘客的权益。

　　最后，在车厢上饮食，对吃吃喝喝的当事人同样无益。先不说边晃悠边吃的饮食习惯不利于身体健康，而且车厢里不停有人上车下车，车本身也一会儿开，一会儿停，很难避免正在吃东西的人不被噎着烫着的。

　　对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持反对态度的人，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在车厢上饮食，可以方便那些赶时间上班而又没有时间吃早餐的人。但是吃个早餐，又需要多少时间呢？提前起床十分钟、八分钟，足够从容地吃完早餐了，于人于己都有益，何乐而不为呢？ □苑广阔

　　公共治理不能习惯性地依赖禁令式管理

　　如果在车厢内饮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那么冰冷的、板着脸的一纸禁令，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文明”呢？因为一纸禁令之下，显示出了治理的粗暴思维，以及一些政策出台背后的惰政，这就像一剂猛药，试图以此来实现药到病除。一个社会公众行为的改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现，这就需要有关部门有更多的耐心，讲究治理的谋略。生活中的各个不文明行为，就像是社会的慢性病，需要的是悉心细致的调理，而不是猛药。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东京地铁，从1974年9月开始，一直进行有关地铁空间行为准则的广告宣传活动，持续至今。这类广告的内容涉及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先下后上、不占座、不在车厢内吃东西或者大声喧哗等等，大都是采用漫画形式，立场鲜明而又不失幽默与温情。经过此类广告的塑造，本来就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日本人更为彬彬有礼、循规蹈矩。

　　所以，更进一步地去分析，依赖禁令的社会管理方式，其实本身就是应该被得到有效的反思。因此，这样的措施背后，往往都把民众预设为一个个被动的被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有公共自我意识的主体，并没有给民众以充分的信任，没有调动他们自身的主人翁意识，促成一个市民社会的逐渐发育成型，然后实现自我管理与相互约束、监督的无形机制。而如果总是依赖这样的管理方式，要收获具有文明自觉自律的民众，好像也将会是一件难事吧。所以，呼吁更多的社会公共治理部门，不妨跳出一贯的禁止式的管理思维，以充满人性化的人文管理方式进行治理，相信一定能得到市民的欢迎，而且还能更好地收到奇效！ □张天潘

　　立法禁止车厢内饮食不妨“先行一步”

　　诚如一些网民所言，如果上述立法成行，明显有“超前”因素，不仅会因为现实中面临的执法难题导致立法落实难，同时，由于现实中部分公众对禁止车厢饮食或明或暗的抵制心态，也可能会让这一良性立法预期大打折扣。但是，即使是面临无法完全落实和执行困境，我们却不应否定这一“超前”立法的正面意义。

　　“超前”立法，尤其是与现实部分公众认识和认知上明显有差异的“立法”，执行难是必然的，但并不代表这种“立法”没有意义。我国近几年来承诺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任务没能实现，有公众认知和公德意识相对欠缺的原因，但恐怕任谁也不会否认执行和践诺这一“理念”的积极意义。恰恰相反，只要是未来的目标或未来理应也必须实现的公民素质和目标，超前性立法、超前性进行实践和探索，即使是碰到时下执行不好，也依然是必要的。

　　立法“超前”，尤其是原本符合发展理念和社会前进潮流的“立法”，反而被认知为“超前”，这又恰恰说明滞后的社会“文明”和公众意识需要“引导”。用什么来引导？离不开带有强制性的立法和规范。形象些说，一些社会管理领域的“超前”立法，带有适度的“前瞻性”的立法，犹如引领社会发展、未来社会公众文明道德素养的“灯塔”。虽然短期内有“阻力”，也或不被部分人认可，但这个“灯塔”的最大意义在于指引一个未来文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只有有了这一“目标”，才会有更多的人逐渐认同和拥护这一“目标”，并追寻到这一“目标”中。这正是“立法禁止车厢内饮食”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