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编辑到百万富姐

一位下岗美术女编辑，到柬埔寨后，既把知识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又成了百万富豪。记者怀着浓厚的兴趣采访了她。“赵老师，你在中国是一个编辑，而今居然成了异国他乡的娃娃教师，你有什么感受呢？”她笑笑说：“书呆子说傻话，你不必为我的这种际遇频频感喟，如果我还在岗当编辑会有今天的成就吗？”随后她向记者畅谈她的经历及把文化当做产品经营的故事。
　　
　　因为不安分，从北京到美国，又从富国到小国
　　
　　1985年7月，我从南方某大学国画系毕业分配到北京某杂志社任美术编辑。作为南方小城的人，摇身一变成了首都的一名公民，我连做梦都不曾想过。我发誓要努力工作，否则太对不起我家的祖坟。但我是个不安分的人，工作3年后，觉得一眼望穿的人生不过瘾，于是1988年，随着出国潮，我下决心倾囊而出完成“理想”，放弃了那份令不少人羡慕的职业，多方筹措一大笔学费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到了美国。
　　
　　到美国后处处碰壁，流浪了15个月仍找不到工作。几经周折后，我总觉得日子过得很乏味，于是还清出国的债后，又回国重返杂志社工作。但一些同事常常奚落我，说我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就滚了回来，在工作上处处刁难我。
　　
　　到了1992年底，由于杂志社不景气，很多同事到领导那儿告状，我觉得在中国和人斗，这种活法挺累的。于是我又有了出国的念头，到哪国去呢？当时正值柬埔寨大选，我从媒体了解到，在万众欢呼声中，国家将结束动荡不安，政府将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战乱后的柬埔寨深得国际间的关注与同情，那里的机会很多，同时那里创业的起点较低，所以我决定去柬埔寨找机会。
　　
　　就这样，1994年2月1日，我从广州白云机场乘飞往金边的737客机到了柬埔寨。
　　
　　靠毅力、靠文化挨过艰难的日子
　　
　　到柬埔寨我租下一座老房子的一个小阁楼房间住，楼下是70多岁的房东夫妇，祖籍中国海南，已是第三代华裔了。我听了老太太的劝告，要想在柬埔寨立足，必须要学好当地语言，于是每天参加了两个小时的柬文学习，从9点至11点。其它时间，我要找一份工作交房租。
　　
　　我到柬埔寨最大的银行——嘉华银行老板办的《华商时报》打工了，想尝尝在异国当美术编辑的滋味。但我结结巴巴幼儿园水准的柬语吓怕总编。秘书小姐是个华裔，一脸的同情，极力推荐我留在报社做了第一份工作——送报。3300柬币（相当1美金）一小时，早上5点半到8点半，完工后正好上柬文学校。
　　
　　半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装饰公司做室内设计。由于工作出色，老板给我加了两次薪水，从周薪100美元到300美元，又到400美元，在那里我拿的工资最多。
　　
　　我积蓄了一笔钱后，就想做买卖。我租了个门面，是在毛泽东大道的中段，这个门面算是金边市里较好的门面，当时就想作中国的生意：卖中国的日用品、百货、茶叶。这期间，我的绘画一直没有间断过。
　　
　　经营了一段时间生意并不好，恰在这时，我与人合作的生意由于内部人为因素，出现了裂痕，生意大受影响，我的自信心也大受打击，于是我决定转行开个画廊，自己作画自己卖。
　　
　　我的画廊是在1995年4月9日开张的，开始每天只有10多人光顾，生意很差，每天三、四十美金的营业额，连房租都交不起，那段时间我喝茶很厉害，每月是3斤茶叶，我不得不去打半天工，晚上7点到8点半在店里教小孩画画，每晚11点才休息。熬了一年后，生意仍无起色，就感到懊丧，脾气变得很暴躁，也忽略了对自身的关照，后来发展到每月喝5斤茶叶，以茶消愁，但是结果更糟，终于导致一场大病。
　　
　　就在我最艰难的日子，一位当地知名的华裔富豪光顾了我的画廊，看到我的作品，聊了一会儿，老华裔决定花1万美金把我的画全买下。我很感激老华裔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有了这点资本，我就在1995年12月把画廊搬到金边最繁华的街道干隆街营业，因为我曾经在这里数过，平均每天经过的人数是原来画廊的15倍！而且正逢很多新的华人移民到柬埔寨，加上原来不少熟客，所以生意越做越旺，很快情况就改观了。到了1996年底，画廊苦战了一年半后，我也有了近20000美元的存货，还收藏了价值挺高的名人书画，又花了1万美金在金边市较繁华的街道斯大林大街买了一间木房子。
　　
　　把中文当成一个产业，我成了百万富豪
　　
　　1997年泼水节，我在金边市一幢中国式的茶楼喝早茶，唤来了清香的铁观音和点心；一面慢慢地饮，一面仔细翻阅随身携带的几本中文杂志。
　　
　　才读了一会儿，一位年过5旬的妇女便前来搭讪：“这些杂志，可以借我看看吗？”她自我介绍说，她是金边市正统华校——瑞华中学毕业的，她是不折不扣的书虫，几乎天天都泡在小说堆里。自从战乱后，华校关闭了，华文书店也跟着一间间地消失了，要读要买华文书，简直比登天还难！说话时她的目光正热切地盯在我手中的华文书上。我一递给她，她立刻贪婪地读了起来。约莫过了一盏茶工夫，才恋恋不舍地还我，说：“好久没看华文书了！”
　　
　　这妇人的举止，使我灵机一动，我何尝不开一所华文学校呢？
　　
　　我决定先到市场上去深入调查和了解，结果证实，随着柬埔寨形势的稳定和开放，中文和英文一样重要。我从书店、书摊儿上了解到，中文书售价极高，一本小学生汉语字典要卖10多美金，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有点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书摊，以每天收1700柬币（约合美金0．5元）的费用，出租华文书。想看书的人付不起那笔昂贵的租金！
　　
　　再到华人协会了解，会长告诉我，在1975年以前，华校遍布全国各地，不计其数的华裔，都有接受正规华文教育的机会。然而，由于打仗，学校停办，华文教育断层了20多年，全国只有一所初级中学。随着国家的稳定，人民对知识的学习如饥似渴，私人补习班纷纷开设，学习华文的人也日益增多，但学费越来越贵，已高达每小时六、七千柬币（相当于2美金），比英文贵出近一倍。会长最后说：“你办个华文学校吧，柬埔寨教育市场的前景可是大得不得了啊！”
　　
　　我再作深层分析，华文之所以在今日开放的柬埔寨日益吃香，主要原因是它与经济的发展紧密挂钩。近几年，台湾许多商家、内地的国有企业及私人老板纷纷到柬埔寨设厂发展，诸如制衣、鞋厂、日用品制造厂、海产加工厂、电单车制造厂等等。在聘请员工时，厂家都优先录取兼懂柬文、英文与华文的应征者。由于这些外资公司的薪水比当地厂家高出三、五倍，所以，求职者趋之若鹜，华文的经济价值骤然提升。
　　
　　市场摸清了，我心中有了数，于是看准了就干。我决定停办画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办华校。由于政府鼓励办学，所以没有费多少心机，“依春华文学校”就在家里开张了。头一步是艰难的，为打出学校的牌子，我决定半年内免费教学，对愿意学习华文的人分文不收，还要包教包会。
　　
　　头半年我投入的积蓄没有分文收入，由于手头紧，为省下电费，我自己住的房间连电风扇也舍不得买，喜欢喝茶的习惯也戒了，把一分一文资金用在学校开办上。没有钱做广告，我只好自己用毛笔将招生广告词写在白纸上，趁着天黑没人看见，偷偷地贴到马路旁的电线杆上，到居民楼里将广告一张一张地贴出去，我也知道这种做法欠妥，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没想到真管用，广告贴出去后，登门求教者越来越多。我自己的房子不够用，为满足更多学生需要，我便向邻居租了一间，起先是我亲自教，平均每天教学长达12个小时，学生们在课堂上老师长、老师短地叫我，渐渐地学生多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便从国内请了一些知名的退休教师来和我一起教。
　　
　　柬埔寨华人协会每半年要举行各个学校的中文考评，柬埔寨的民众非常重视这个考评，我所教的第一批学生半年后参加考试成绩囊括前5名。骄人的成绩在金边市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地人看到我不仅名声响而且确实教学有方，一传十，十传百，学生越来越多，学校越来越红火，一下发展到500多人。教室不得不加座。
　　
　　半年后，我开始收费了，按当地的行情收半价，每人每小时收费3300柬币。在柬埔寨流行一种说法：“学华文的孩子不怕没饭吃。”因此，越来越多的父母热衷送孩子去学华文。我是众所公认的“名师”，许多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的名下学习。
　　
　　1999年底，从我的华文学校培训出去的学员已达2500人，他们初步掌握了华语，中文成了他们谋生的工具。当我看到这些柬埔寨人从我这里学到的知识，能为他们的谋生有所帮助时，感到自己的生命在升华。细算一下，每人学费约50美金，我也赚到了12万美金。
　　
　　最后，赵依春很平静地对记者说：“虽然我有了10多万美金的收入，但这对于我只是刚刚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开始，要让更多的柬埔寨人懂得华文，把它当成一个产业来经营，还要做很多事情，要拿出更好的思路，需要不懈的努力。”她说她打算回国内招聘一些优秀的年轻教师去帮她教学，她的最高目标是：把它办成东盟十国最好的华文学校。我祝她在柬埔寨把事业做大，并找到爱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