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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北京，“五一”长假第二天。
直到上午11点，Summer依然在三里屯的大街上寻找目标客户。“天气太糟糕了，大家好像也没什么心情去玩。”说这话时，Summer的目光依然在人群中穿梭往来，以免错过可能挣到钱的机会。
对于Summer来说，节假日不开张几乎是从未出现过的状况。这让Summer的情绪或多或少有些低落，她不住地唉声叹气。
4天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在这个草案中，对规范外国人在华就业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而Summer，正是这个审议中的草案所规定要遣返的对象。
老外也“北漂”
Summer自称是“黑导游”，因为没有单位，凭运气拉一些来北京旅游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带他们去想去的景点，对方出车费、餐费、门票等费用，每天收取100元钱。“如果运气好，有时候小费也不少呢。”Summer很是自豪，她每月的平均收入差不多有4000多元人民币，“故宫(微博)的解说词我都快背下来了。”说着，Summer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用很纯正的普通话，一本正经地道：“干一行爱一行。”
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子来自澳大利亚，今年22岁。2010年，20岁的Summer离开父母，千里迢迢来北京学中文，“我家邻居是中国人，小时候我去他们家，他们总教我说汉语。”Summer说，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她就爱上了中国文化。
来北京，Summer办的是学习签证。2011年，为期1年的学习结束了，签证也到期了。她说，她太喜欢中国了，所以选择留了下来。其间，她曾去有关部门咨询过工作签证事宜，但条件太高，Summer达不到，就放弃了。
思前想后，又咨询了周围的一些朋友后，Summer决定以“黑户”身份留在北京，“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与Summer的清闲不同的，几公里之外的CBD的光华路上，来自美国的Peter正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给学员上课。节假日是他最忙的时候，因为前来上课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有工作的，他们只有下班后或节假日才有时间来充电。
Peter三年前来中国旅游，游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后，经济上陷入困顿。为了挣钱，Peter像他身处的这个国度里的同龄人一样，选择“北漂”，“我觉得在北京挣钱更容易一些”。Peter是这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兼职老师，他说当时自己上网时无意中看到这家学校招聘老师的广告，于是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前去应聘。
应聘时，学校并未要求Peter提供相关证件。一个自称是校长的中国人，用纯正的英语和他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告诉他，第二天可以来上课了，不过是兼职老师，无底薪，只有课时费—上一节课拿一节课的钱。
这和Summer的工作性质相似。事实上，在北京不少与Summer、Peter这样的外国人，都从事着这样的工作—不干活就是零收入。
尽管如此，Peter依然很兴奋，他在这家机构尽职尽心地干了一年，才又在空闲时间到了另外一家培训机构去做老师，“上课多的话，一个月差不多有一万元人民币吧”。他每天都精神饱满地去上课，他说看着学员一天天地进步，他很高兴。所以，尽管钱也存了一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份工作。“这与当时只想挣钱的心情有些不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只是觉得我想把这份工作做下去。”
在北京，像Summer、Peter这样签证过期的外国人有很多，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但他们的命运似乎却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在运动，用Summer的话来说就是，“什么都不怕，就怕被遣返”。
Jack也来自美国，与Peter和Summer所不同的是，面对记者，他就要求记者对自己的各项信息保密。他说，自己在中国待了五年了，周围有朋友因签证过期被查出遭遣返。他觉得自己不能被遣返，即使要回国，也是自己回去，而不是被送回去。
Jack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兼职老师，最初，他也是来中国旅游的。但最后要从北京回国的时候，他又不想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想留下”。
他觉得五年的中国生活，已经让他融入了北京这个城市，他很享受每天坐地铁乘公交的上班路程，他说，自己最爱在北京的天桥上看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流。
Jack说，最近两年他很明显地感觉到在北京的外国人多了很多，这和五年前他刚来时确实有很大的不同。Jack知道“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简称“三非”）的说法：“我想，我的状况按照中国话来讲就是‘三非’中的两非—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门儿清吧。”说出这句京腔时，Jack很是有些骄傲，严肃的脸上也堆满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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