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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的富人，富得不得了，你想象不来他的富裕。一个大老板坐着800万元的车去北京301医院看病，光发红包就发了100万。”郭宝成说，“神木全县的个人存款达320个亿，人均存款5万多元，这不包括那些老板将资金拿到外面的，但是这主要是富人的存款。”
以神木县城为界，城南和城北成为贫富的分水岭，城南没有资源而贫穷；城北则是富裕的代名词。有人形象地说，全县三分之一的人特别富裕，三分之一的人钱够花，剩下三分之一的人钱不够花。
这种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危险的边缘，也让郭宝成等县领导提高了警惕。“你不想办法缓解、调节，社会还能安定？还想继续发展？”
早在2001年，作为县长，郭宝成10多天的欧洲考察，国外的高社会福利制度，令他赞叹不已，他也对自己的以后的执政理念有了一个新的定位。
后来在神木，流传着郭宝成在任县长时与原县委书记万恒“政见不和”的传言。当时，在建县医院还是盖县宾馆问题上，郭与万恒意见不一。
“在讨论中，万书记坚持建宾馆，我坚持原则上倾向于建医院。”郭宝成多年后解释说，自己为啥要建医院？当时建四星级宾馆，投资2亿左右，建起来，县财政养宾馆每年要花1000万，而宾馆是什么人享受？一是官，二是有钱人；但建医院是为一般百姓谋利益，特别是让农民享受到就近的优质医疗服务。
后来宾馆和医院同时上马，但宾馆中途停下了。因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多数反对。而投资2亿元的县医院，进口了400万欧元的医疗设备，每个科室有洗澡室，有卫生间，比省上有名的大医院的环境还要好。
郭宝成50岁时成为县的一把手，这是他真正意义上按自己的理念和思路施政的开始。彼时，彻底缩小贫富差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谐发展成为他最紧迫的工作。他感到“贫富差距这么大，我们的政府不进行有效有力的调节，那是极大的失职”。
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正使神木县变得“办事有了底气”。为此，郭宝成下了非常大的决心，来构筑和谐发展。
“郭宝成不太在解决个案民生问题上下很大功夫，他研究和注重的是解决倾向性、普遍性的民生问题。”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长期在基层，让郭宝成自然就有一个平民的视角，而他对当下普通百姓的疾苦感受非常深刻。他的惠民政策的努力方向，一开始就紧盯普通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
郭宝成认为，当下社会，农民很苦，现在普通市民也很苦，过去有供应粮，有许多福利待遇，但“现在尤其下岗工人，连农民都不如，很可怜”。
郭宝成称压在这些人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上学问题，学费越来越贵；二是看病贵问题；三是造成农民、市民根本贫困的最大问题是在病。
他生动地打个比方：“若一个五口之家，有老人有小孩，还有两三万元的积蓄，算很小康，很圆活的家庭了。但只要中间有一个人得了一场大病，比如得了15万、20万才能治好的病，这家人就完蛋了，陷入一种绝望、特别贫困的生活境地。”
他没遗漏孤寡老人，特别是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因为凡是孤寡老人，或是有残疾人的家庭都是特困家庭。“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绝对贫困现象就消灭了。”
于是，就出现了后来强力推行的被郭宝成称为3个“免费”的惠民工程。
“不是外人要我改我就改”
2008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陪同胡锦涛主席来神木考察时，其间特意问郭宝成：“你的富民政策还有哪些打算？”郭宝成答道，实行12年免费教育后，很快就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供养孤寡残疾人。李源潮欣喜地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但要把免费医疗的前因后果、制度设计搞好，我支持你。
据称，“全民免费医疗”本来定于今年1月1日实行，但因为县医院搬迁不就绪，最后延至3月1日实行。
在神木平民中，因为给百姓一直办实事，郭宝成近乎众口一词赢得了一任地方官的良好口碑。早在2008年5月27日一次农村调研中，郭宝成就作诗写道：“医病医贫医天下，徐徐大爱到人间”。他想做的，就是抹平少数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社会鸿沟。
因为“全民免费医疗”开国内之先河，其政策远远高于新医改方案的设计标准，立刻引来国内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令郭宝成没料到的是，涉及受益群体最广的“全民免费医疗”却引来部分媒体的批评和质疑。
媒体大都肯定了全民免费的大方向，所诟病的主要是前述技术性问题。最尖锐的批评甚至将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称为“乌托邦试验”，认为只有医院是唯一赢家。
“我感到了舆论的压力。”郭宝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上面也有不少的说法。郭宝成最后还是站出来，表示：要正视媒体指出的问题，积极完善“全民免费医疗”各项制度，坚定不移地将这一制度实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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