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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定价是否准确取决于两个要素：是否反映成本，是否反映供求。“中国大大小小几千家药厂，即便同一种药品，也往往有数百家企业生产，你能知道其成本吗？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那就更难把握了！”
据朱恒鹏介绍，医保付费机制的改革，经国内外多年探索，已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够诱导医生合理用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学习借鉴这些方法”。
他说，以往按服务量付费的支付机制，说白了就是医院点“菜”，让他人“埋单”。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患者需要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一般都是医生说了算，但支付者却不是医院。在利益驱动下，医院很可能多点些“菜”、点贵的“菜”，甚至是胡乱点“菜”。在这种机制下，医院关注的很可能不是药品的性价比，而是回扣高不高，甚至希望药品价格越贵越好。
宋瑞霖说：“医疗信息在医院和政府之间也不对称，但是，这种信息在医生的同行之间是对称的，所以我们在基本药物制度中也考虑引入同行监督，减少开大药方的行为。”
他认为，“医生的行为理性了、医疗的行为理性了，中国的医疗改革就成功了，关键还在于公立医院的改革。”
如何做到医药分业，切断医药之间的联系，是新医改方案讨论中的一大热点。
“国外的大医院没有门诊药房，医药自然就分业了，但这个经验不易学，因为他们有比较严格的转诊制度，没有社区医院提供的转诊证明，大医院是不能接收患者的，所以他们的大医院不需要开设门诊，自然也就无需门诊药房。而中国的情况是，社区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一号难求。”
宋瑞霖说，不是国外老百姓不想直接去大医院治病，也不是国外医生素质高不肯卖药挣钱，而是他们有规范的制度。“我相信美国的医生到中国执业，也会卖药挣钱，中国的医生到美国执业，不用卖药也能获得很高收入。”
“医药分业等问题十分棘手，但这个问题今后必须改善，否则，医改就可能走向死胡同。”宋瑞霖说，“原因很简单，根据木桶原理，不解决短板的问题，即便不断地向木桶注水，也无法增加木桶内的水容量，宝贵的资源也就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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