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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锅饭的总量是固定的，只是如何分配的问题”，曾红称，因急救职业的特殊性，院内已在奖金分配时，将急救医生的标准提高了50%，即每名医生的奖金收入是院内其他人员的1.5倍。
随着近几年，政府对急救事业关注度的提高，每年的财政拨款都是呈递增趋势，但为何急救医生的收入却未水涨船高呢？曾红表示，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虽然政府已尽力满足其所有合理的收支预算，但这其中逐年增加的部分主要以硬件配备、物资储备为主，人员经费相对无明显变化；其次，2003年非典后，北京急救中心就根据北京市卫生局的整体工作安排关闭了原有一定营利性质的病房，因此对市财政的依赖度增加，所以可自行支配的钱款非常有限，“大家也许认为有病房的时候，以药养医的利润会很大，但因当时政府的投入比例相对较少，所以总体说来，与现在相比人员的收入基本持平”。
虽然未透露具体的财政拨款数额，但曾红表示，急救中心的人员经费是按照全市的平衡标准发放的，并未因急救工作“脏、苦、累”特点，设有特殊岗位津贴，出车的收费及诊疗价格也是执行的1999年收费标准。
■亲历一线
女医生输液后接着抬担架
6月27日中午12点38分，东城区急救站内值班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未及铃声响到第3声时，急救医生李秀英已接起电话，迅速记录下所要执行任务的基本情况。虽然此前一天她在转运甲流密接者时，因连续穿了5个小时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而虚脱，凌晨时分输液完毕后才回到家中，但当天早上7点半时，她又准时出现在值班岗位上。
不到两分钟，3人已集合登车，前往此次任务的目的地——安定医院，将一昏厥病人进行转院。
当车驶抵安定医院急诊处时，李秀英快步走下车，进入急诊室内对病人进行查体。因担心患者同时患有精神疾病，她叮嘱同行护士要小心检查，并注意自我保护。
李秀英在检查中发现，该患者右前臂有针眼，且生命体征较弱，因该患者此前有狂躁症状，且经两家医院检查均未发现问题，李秀英怀疑其曾吸过毒，并建议转送到距离最近的二炮总医院。
得到家属认可后，她和护士分别站在患者病床的两侧，一手提起患者的裤腰处，一手托住其腿部，麻利地将其转移到担架车上，随即，在司机的帮助下，3人合力才将担架车抬到救护车上。当将患者运抵目的地医院，并置于急诊室床上时，李秀英白皙的脸庞上已渗出汗珠。
抬担架是李秀英每次执行任务时最头疼但却无法避免的一项工作。仗着身体还算结实，她每一次抬放都尽量多使劲一点，这样比自己瘦小的护士和已有腰疾的司机就可以轻松一些。
虽然从事急救工作不到两年，李秀英却见识了各种突发情况：精神病患者上车后突发狂躁症打人；200斤的男子经检查无大碍，却坚持前往医院，并要求她和护士抬；在为醉酒者测血压、检查瞳孔时，对方突然大怒，对其围追，并赤裸着挡在车前不放行；深夜，在居民楼内，见到一蓬头散发的女子浑身是血的……
因是临时工，28岁的李秀英每月工资仅为1000元，奖金300元，“5年的本科学费就要5万多吧，工作几年连这个都挣不回”，谈及未来，她说自己还未想好。
■对话·120急救中心主任张永利
120急需专业职称评定
记者：为什么说缺少专业评级制约了急救工作的发展？
张永利：因为没有评级体系，多数急救医生只能参加全科、内科医生的职称考试及评定，但因实际操作与部分考试内容并无交集，急救医生在工作之余还要另外学习，无疑增加了难度。
记者：职称评定分几级？张永利：共分五个等级——执业助理医师、执业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通常从事10年左右的急救工作的人员才会考到第三级主治医师。评级不仅在待遇上有所区别，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个人成就价值。
记者：人员短缺是否影响到中心的急救工作？
张永利：会有一定影响，但通过加班、后方人员的及时补充，所以现有的人员力量仍可保障本市急救系统的正常运行。但存在急救人员层次不高、年龄偏大、流动性强等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记者：人员短缺的原因是什么？中心有何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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