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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医疗行业仍然整体挣扎在利益漩涡，冗杂的利益长链继续扮演着药价虚高的主凶。
早在2007年，宁波便已全面展开药品制度改革。宁波市政府围绕着导致药价虚高的关键环节，进行了务实而系统的改革规划。 药品采购招标和廉价药物制度是宁波医改的主体框架，也是宁波药改扎向药价虚高的两把利刀。
作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宁波市以殷实的财政家底做支撑，期冀通过削减药品流通环节的方式，建立稳定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破解药价虚高难题，同时解决医院发展的源动力，最终实现政府、医院、患者和企业的四方共赢。
大凡改革，往往发轫于基层，中途总引起争议，最后靠历史评定。相较国内多数地区的束手无策，理念超前的宁波药改虽然行事领先，然而背景孤寂。去年底，来自国家高层部委的一纸“暂不在全国铺开，宁波先做试点”批复，让前途未卜的宁波药改似乎看到了期盼良久的改革曙光。
宁波药改会成为药品制度改革的先行者还是终结者？近日，本刊记者在宁波当地辗转采访，终于了解到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宁波药改。
宁波药改真相
改革往往是先有基层探索，后有整体崛起，宁波市正在进行一场低调的药品制度改革。
调查引出改革
“一方面，百姓看病贵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医院的运行压力越来越大。”宁波市卫生局规划财务与审计处处长李冠伟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当地卫生部门对这一现象曾经非常困惑。
2006年底，由宁波市政府牵头，卫生、发改、财政等相关部门共同对全市县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结果发现医院普遍亏损，经济运行压力较大。在35家县级以上医院中，32家业务收支发生亏损，总计1.87亿元；如果加上财政经常性补助和上级补助收入，仍然还有18家发生亏损，亏损641万元。
在9家市级医院中，有7家医院的业务收支亏损，总计5844万元。随后，市级审计部门也选择部分医院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结果与调研结论基本一致，发现亏损的主要原因为政策性因素。
其中第一个政策原因是，2004年开始，浙江省在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实行“差别差率、顺加作价”政策，购销差率由此前的40%降到20%左右，再加上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了二十多次的药品降价措施，导致医院药品收支结余明显减少。另外一个政策原因是，2005年7月，浙江省调整医疗服务收费，致使医疗服务价格整体水平下降，某些检查项目价格如核磁共振、CT的收费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医疗服务收支亏损严重。
2007年，宁波市设立了由市发改委、卫生、纠风、物价等9部门组成的药品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和药品招标办公室。“宁波市没有制定物价的权力，但是可以在另外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加大县级以上医院的政府补助，二是实行药品集中招标，改变药品作价方式，引导医院在招标时将价格压下来。”宁波市卫生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中国医院院长》。
在宁波市的药品制度改革框架中，药品招标采购和廉价药物制度是一个整体工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良性的利益引导机制，推动医疗机构大量使用廉价药物，促使用药更加趋于合理，具体实现方式是“低价药高加成，高价药低加成”。
实际上，浙江省和杭州市的131家医疗机构已经在头孢呋辛等22种抗生素类药品中实行了上述改革。早在2007年初，国家发改委批准浙江试点省市联合集中采购工作，方式便是订单化、直接询价和差价让利。
实践证明，改革试点效果非常显著。22种抗菌药物类药品大约占每家医疗机构用药量的5%左右。有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比2007年第一季度的采购金额减少16.77%，销售金额减少3.02%，利润却增长88.24%，利润增长率为19%。
“在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采购模式实现了‘医院的药品采购成本和销售金额下降，其利润和利润率却同步增长’的愿景，充分调动了医院降低百姓药品费用的积极性。”当地政府部门给予这项改革高度评价。
宁波药品采购的主导方式同样是集中询价采购，与省市联合集中采购的做法相比，差异主要在于进入询价采购范围的药品种类更多、数量更大，包括医保药品目录内的全部药品及采购量较大的238种（607个规格）药品，几乎涵盖了国家特殊管理药品以外的全部临床用药，采购金额占到医疗机构药品使用总额的70%左右。
破解利益链条
药品采购说来简单，一旦牵扯到很多利益方的时候，就变成了很复杂的事情。
特别是在药品流通环节，充斥着各级代理商、大包商以及众多自然人，但是，他们并不是药品流通的必要环节。某些代理商直接拿钱买断某个药品品种，然后再分包出去，几乎不做任何事情，便可坐收高额利润。主要的流通环节是指医药厂家、经销商和配送商等，他们的工作量最大，然而盈利不多，毛利率甚至低于5%。宁波当地一位药品流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很少有医药企业建立营销网络，主要是借助代理商、大包商等建立的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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