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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已经不饶人。他觉得自己等不到产权清晰的那天了
从很多维度衡量，在中国的百年商业史、30年改革史上，冯根生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他的故事像《大宅门》或《大染坊》般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
1950年的胡庆余堂
他是“红顶大商人”胡雪岩的最后一位传人，药号学徒制的最后亲历者。他也是中国改革史上绝无仅有的“幸存者”：中国国企在位时间最长的一把手，以75岁的高龄依然掌控两家国有企业集团，是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的硕果仅存者。
14岁踏进胡庆余堂当学徒，38年里把郊区的一家小作坊做到中国最大的中药集团企业之一。到2009年，他在这家药号干满了整整一个甲子还多一年。
就像一帖配方不变的中药，咕嘟咕嘟地在炉火上煎了61个年头。 当年眉目俊秀、身材颀长的小学徒已是7旬老者，透着保养得当的润泽，却难掩岁月沧桑。61年的职业生涯，38年的掌柜经历，让他骄傲，又有些酸楚，还有一些不平。
“红顶大商人”胡雪岩于冯根生而言，不只是一个历史标签，也不仅仅是一笔精神遗产。晚清政商不分的胡雪岩，是中国百年社会的某种现实的隐喻。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者，冯根生本人也成为受累于国有资本“政”“商”不分、产权不明的一个历史样本。
相比被风雨吹打走的那些曾经辉煌的国有明星企业家们，他是幸运的、“长寿的”，但也令人为之惋惜。
“我想做的事，我都做了。该建的，我都建了；该培养的，我也培养好了。”百年身后，他觉得自己也有脸面去见他的老店东、那位史上最著名的大商人——胡雪岩了。
学徒满师时的冯根生
长命的“出头鸟 ”
2005年，冯根生在西湖畔牵头举办“中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再聚首的活动。
当年的20位明星企业家如今只聚拢了10位，其余的，死的死，病的病，抓的抓，逃的逃，再或是下落不明。到会的10人中，只有冯根生和青岛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的身份还是企业家。
“我不承认我自己是棵常青树，我就是个国企幸存者。”75岁的冯根生依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有怨气的，还是抱怨，心中不满的，还是要说出来。“青年的时候，脾气还要冲。”
性格决定命运。这种不甘任人摆布、不甘碌碌无为的冲头脾性，使得冯根生在旧体制变革中成为一只“出头鸟”：80年代中期带头实行干部聘任制、全员合同制，1992年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换机制，随后“儿子”吞并“老子”，兼并面临破产的胡庆余堂，90年代末率先进行职工持股……“每一次改革，我都冲在前头，每一次我是那只出头鸟。”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各级政府部门针对国有企业厂长的考试日见其多。被名目繁多的考试弄得不胜其烦的冯根生公开宣布——从今往后，一律不参加此类考试。“罢考事件”经地方报纸报道后，立刻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转载，在全国引起巨大震荡。一些地方开始给国有企业厂长们“松绑”。
因为没有平时殷勤“烧香”，某主管部门领导公开给予冷面孔，表示对中药二厂的改革“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后来，该部门主办的行业报公开讥讽中药二厂的改革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市委的扩大会议上，冯根生公然把状告到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历德馨那里——“看我不顺眼，可以把我撤掉，但是，这是影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之后，出了改革史上一幕特殊的情景——该局被撤消，只留下一个行政性公司来负责行业内单位的水电煤统筹和报表统计。
小鞋子扔过来一双又一双。“想整我的人太多了。改革就得冒风险，动不动就触动了上头什么人的权力。他觉得你是冒犯了他的尊严，就用各种办法来打击报复你。有时，我也奇怪自己是怎么就一直没有被撤职查办呢？”
立地窗外，多云的天边显露出一些暮色。该是鸟归巢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最容易被人打冷枪。”他凝神望着窗外，有些恍惚，沉浸好一会儿，兀然转头正告记者：“一旦你决定飞了，就不能停下来了，就要一鼓作气地飞。这个时候停下来，就一定死了。”“飞要有个条件，保护好心脏，我没有私心，无私才能无畏，所以我的心脏一直没人打着过。”
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他的确是个性张扬的人，很豪放。但为人处事其实很有分寸，和政府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和鲁冠球很像。”在浙江企业界，冯根生常常和民营企业家鲁冠球被并称为“常青树”，是资格最老的知名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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