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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再强，也强不过体制。按国有企业人事制度的规定，60岁是个槛，任凭你再能干、企业做得再大、效益再好，一到这个年纪就得退下来。75岁的冯根生凭什么还能牢牢坐着青春宝集团一把手的位子呢？
一熟知当年内幕的人士向记者透露，1992年青春宝选择和正大合资时，双方曾达成一个协定—— “第一把手冯根生可以干到他干不动、不想干为止。”此外，尽管母公司青春宝集团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全资企业，拥有母公司最优质核心的资产——保健品和片剂业务的正大青春宝却是合资企业，无须受国有人事制度的牵制。
“如果不是这个协定，冯根生本人功劳再大，资格再老，他与地方政府关系处理再好，地方政府再特事特办，他也不可能被允许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坐这么久。”他评论道：“从这个角度说，冯根生是个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当年的协定，为青春宝集团争取了之后长达26年的稳定领导班子和企业发展策略。
70年代中药二厂时代的冯根生
38年的“保姆”
产权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纠结在冯根生心头的痛。
“38年里，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全是国有资产，不是我个人的。”他自己发明一个词汇——“国有企业的保姆”，“我就是国有企业的一个保姆。等我退了，什么都带不走。”
2003年，杭州市政府曾同意出让剩余的20%国有股给现有经营管理团队。管理层当时与政府商定：在管理层完成预期经营业绩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分3年认购国有股份。2004、2005年的认购比例都是6%，2006年认购8%。这个方案已经市政府形成决议，而冯根生也轻松地从银行贷款2300万以用于支付首次认购资金。
不久，上头忽然单方面否决了原有决议。根据2005年4月两部委下发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像青春宝这样规模的企业只能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股权。这让冯根生心急如焚。“我们的贷款在天天产生利息！而管理层收购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搁浅，我们该怎么办？！”在媒体和各方人士的呼吁下，青春宝困局得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关注，然而，他书面表态：一切，应该按既定政策办。
敏感的人们觉察到，风向在2004年已悄悄发生变化了。这一年，国资委成立，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学者开始向TCL、海尔“开炮”，指责管理层通过国有资产贱卖的方式转成私人资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管理层激励方案被紧急叫停了。
吴晓波用“很可惜”3字评价青春宝产权改革的受挫。“这当然会影响青春宝近几年的发展。毕竟，（企业家）发展冲动和策略就不一样了。按理，中药行业是一个国有资本该退出的行业。”
置身于民营资本大海之中，要让一个倔老头平息心中的郁结似乎更加不易。那些老朋友们已逐渐得到安顿，如早年委托青春宝生产“娃哈哈”的宗庆后已确定30%的股权，同为“常青树”的鲁冠球企业规模已赶超而去……跳槽出去的“小年轻”，搞民营企业、做房地产，现在身家都有5个亿10个亿，开着“大奔”来看老领导，“我说你们可不要来气我老头子。”
从2006年开始，每年春节，冯根生都要驾车去温州郊县的一个冷清山沟，见一个人——东方集团的前董事长滕增寿。
在民营经济兴盛的温州，滕增寿几乎是个传奇。1984年，滕增寿出马挽救处于倒闭边缘的国营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当年扭亏为盈，之后又相继兼并了其他8家亏损国有企业，都是兼并当年扭亏，之后年年兴旺。15年间，他所组建的东方集团资产、产值以年均68%的增幅高速发展。滕增寿也成为得到中央高层领导频频接见的明星企业家。
辛劳也风光的15年后，这位“国企能人”一样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所苦。年满60的滕增寿从董事长位子上退下来，领着1200元的退休工资，从此避居苍山，终日养花、看书。
“饭桌上，他一直沉默。后来，我就举杯祝他健康长寿，我说：你在位时我不来看你，只是心里挂念，时常想着，你退了，我是一定要来看你的。因为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一直在抽烟的滕增寿终于开口了，总结了3条 ：一、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二、愧对自己的手下，没有给他们带来“富音”；三、以前走错了。
“你仔细想想他说的这3句话。”感同身受的冯根生感慨不已，有对世态炎凉的愤慨，有对企业经营决策的无奈，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那也会是他的终局。他兀自总结：“当国企老总的，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纠结的，依然纠结，年岁已经不饶人。他觉得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人总是要老的。我自己开过一个玩笑——就是61年前进口了一台机器设备，现在也该全部报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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