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毕业，老马就帮儿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者公安局。
“诗人”的父亲也给儿子做了类似的安排，但“诗人”拒绝了，他要报名参加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诗人”的选择对马啸的冲击很大，他想起了自己被搁置的“男主播”梦。
那年直到六月底，马啸还没有回家，也没有带回学校发的毕业生就业三方协议书。老马急了，一天数个电话追问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已经为儿子打点好，马啸回来就能进法院的执法队，“比做公安更安全”。
马啸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了老马不回家工作的决定。老马大怒，声音在听筒里轰鸣，“要是现在不回来，你以后也别回来”。挂掉电话，马啸一夜未眠，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他已经习惯去走父亲安排好的道路，一旦要自己拐上另外一条小路，既犹疑又兴奋。那天，老马也没睡，挂了电话就找来自己的司机，开着夜车在次日一早赶到了警官学校。
父子见面，马啸一字一顿地说出“你让我自己闯闯”。之后，任凭老马说什么、骂什么，都不回一句话，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离校的毕业生和卖旧货的跳蚤市场。
老马第一次被儿子打败了，他无奈地同意了儿子继续参加自考，工作或者不工作都可以，并提出最好去学法律。之后，他赶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打点被儿子“放了鸽子”的各种关系。
马啸则和“诗人”一起留在太原，拿着老马的钱在学校外边租了房子，买回考试指导用书。由于省内本科院校还没有开设播音主持的自考考试，他选择了关系较近的新闻学。
自学考试一年最多可以考8门专业课，取得自考毕业证最快的时间是两年。获得自由的马啸，第一次铆足了劲儿用功考试。两年半之后，他顺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马啸知道，老马在背后也下了工夫，父亲在教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自己，“至少是在论文答辩上”。
拿到文凭，马啸开始和“诗人”一起计划未来。去北京，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个决定让老马十分窝火，但他知道儿子主意已定后，要马啸答应他一个条件：可以在北京发展五年，好坏全靠自己；期间，家里不会再给马啸任何资助；五年之后，如果马啸的户口、编制、住房没有得到解决，就要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家工作。
马啸答应了，五年啊，他相信自己会拥有一切。拿着从父亲借来的自由，他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失败了的赌约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马啸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广场上。他投奔了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诗人”，两人在阜石路玉海园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诗人”没有做诗人，成为了北京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马啸初去时，这家公司正需要人，因为有熟人介绍，马啸面试很快就通过了。
马啸在这家公司的最初职务是营销编辑。这个职位地位微妙：不负责具体的选题执行，但参与选题的策划；不直接承担发行回款任务，但会为渠道销售做全程的营销规划和服务。在专业出版社中，营销编辑还要负责某一类图书的专项推广。这是一份需要经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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