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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的马啸尚未在北京建立起广阔的人际关系，除了“诗人”，他几乎没有朋友。警官学校的同学大多都回到地方政法系统。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约为0。交完房租、水电之后，口袋里还有不到1000块钱。马啸算过，这些钱就算都存下来，一年以后，也只能购买北京1.5平方米的房子。
日子在维持中向前，播音的梦渐行渐远。来北京的第三年，随着人脉的积累，马啸开始独立做图书策划，经手的几本图书也有了不错的销量。马啸开始向老马报喜，但老马对儿子这份没有编制、不解决住房、待遇和公务员相差甚远的工作却完全不看好。
2010年，马啸来北京的第四年，由于业绩良好，他获得了一次升职做主管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止是职业平台的扩展，待遇也会升档。马啸踌躇满志，自己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他提前把好消息告诉了老马。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他失败了，“职位最后给了副社长推荐的人，是上边的关系”。马啸并不清楚，哪里是上边，但这次失利却令他心生挫败，“或许，老马是对的，这是一个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时代，就像我曾挤掉别人一样，报应终于来了”。
升职事件后，马啸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老马的耐心也已消耗殆尽。虽然，那一年马啸的工资多时能有一万左右，少时也有五六千元，但北京的繁华地带房价却已突破三万大关，租住的玉海园小区也在不断涨价，曾经的两居室已经涨到了3200元每月。
没房、没车、没编制……2011年，老马下了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的招考要开始了”。
是坚持，还是回家？从老马下达命令的那天就折磨着马啸，他一直拖着，拖到2011年7月，距离与父亲的约定还有半年的时候，考试的前三天，回家了。那场考试，马啸顺利达线了。五人进入复试，只招收一人，老马的关系让马啸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和“副社长推荐的人”，一模一样。
在职位公示期间，马啸回到北京，辞去工作、退掉房子，只是心里仍旧不甘心。于是，临走的雨夜，他买了8000块钱彩票，做最后的一搏，他失败了。
现在，每天早上8点，马啸就要赶到法院。虽然比北京的工作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可这里的工作要轻松很多。马啸的办公室有一半的空间摆放着收纳柜，里面是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的卷宗，泛黄的与崭新的；另一半的空间是一起共事的三个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杯茶水、一份报纸。
在这里，马啸一天也开口说不了几句话，时间像静水般缓慢，翻翻卷宗、写写文件，时间却又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
马啸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就是那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那是他一直想逃避的角色。只要闲下来，他就会想一个问题，“如果老马不能为我铺垫前程，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世上没有关系一说，自由是不是就能公平地生长？如果，那个雨夜我中了大奖，北京是不是就能属于我？”
直到现在，老马也不知道那8000元钱彩票的故事，那是马啸自己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选的那组特别号码——“02、03、06、09、11、27、04”意为“2006年2月3日，来到北京；2011年9月27日，离开北京，5年时光有4年很快乐。”那是只有他读得懂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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