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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杰被诊断为人禽流感患者，让她的亲人突然意识到有过相似病症的贺文梅很可能也是死于该病。但是，因为缺少足够证据，医患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
湘雅医院新闻发言人、医务部主任雷光华向《中国医院院长》解释，“贺文梅在湘雅医院是因为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医院当时组织过专家会诊，从疫情报告的角度看，并不完全符合不明原因肺炎的4条诊断标准。第一条发热，贺文梅的体温在入院前很高，但入院后体温下降到36℃多；第二条，有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影像学特征，因为贺是因重症肺炎入院的，所以必然符合标准；第三条，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贺文梅1月7日的血常规不符合标准；第四条，经抗生素规范治疗3?5天，
病情无明显改善，贺一直在急诊室留观和抢救，从入院到死亡时间非常短，之前的治疗情况无从判断。”
但是，贺的亲人对医院的解释并不认同。贺的母亲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贺文梅的体温一直随着退烧药的应用周期起伏不定，而且从来没有听说专家会诊。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ICU主任曹志新看过贺的家人向本刊提供的原始病历后分析，患者在最初就诊时应该只是被当作普通的感冒治疗的，并没有规范性地应用抗生素。转入湘雅医院时，大概是在发病第5天的时候，病情急转直下，比较符合人禽流感的发病规律，人禽流感病例一般是在发病后5天左右病情最重。根据湘雅医院第一次的血常规报告和其他的情况判断，此时患者是符合不明原因肺炎上报条件的。
但是，曹志新也承认，临床上符合不明原因肺炎上报条件的病例非常普遍，最后上报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贺文梅是一位27岁的年轻女性，即使怀有20周的身孕，在临床上出现进展如此迅速的重症肺炎的机率也非常小，当时就应该引起医生的足够重视。
从她的发病过程、流行病学史以及她女儿被确诊的情况来分析，不能排除人禽流感。
儿童医院的救赎
曾被国家卫生部宣布为我国首例人禽流感患者，贺俊尧的噩梦已经结束了三年。
2005年10月，贺俊尧持续高热、咳嗽、气促、血象低，因“支气管肺炎”住进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当时，贺俊尧的家乡湘潭是禽流感疫区，他在病发前食用过禽流感疫情中病死的禽肉，医院因此考虑他很有可能患了人禽流感，随后隔离治疗，直到痊愈。
贺俊尧的成功救治得益于湖南省儿童医院建立的儿科急救转运体系。这套体系针对所有儿童疾病，只要病情变化快，全省的危重患儿都可以通过这个转运体系运转到省儿童医院，当然也包括传染性疾病。
祝益民回忆说，贺俊尧是通过院前转运系统从湘潭市妇幼保健院转运过来的，这是治疗成功的关键。如果当时没有这套体系，即便是患儿家属要求转院，速度也不会很快；如果体系缺乏对患儿的专业支持，患儿家属也不会当机立断要求转院。
祝益民仍然感到遗憾，贺俊尧的姐姐发病时的临床表现和人禽流感十分相似，尚未有机会接受有效救治，便在贺俊尧发病前数天死亡。
两个月后，省儿童医院又收治了第2例人禽流感患者欧阳双涛。此前，小欧阳先后在桂阳当地卫生室、桂阳县人民医院及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已经辗转了两个星期，最后才被确诊为人禽流感。从郴州转院到长沙时，小欧阳已经全身衰弱，肺部广范浸润，胸片几乎呈现“白肺”的改变，全身多个器官严重受损。家长在转来的路上，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医院并没有因此放弃治疗，觉得第1例成功了，第2例也一定要成功。经过医院44天的接力抢救，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之后，终于把小欧阳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发病之前，小欧阳也失去了一名亲人，他的母亲患上了一种与他相同症状的疾病，最后不治身亡。无论是贺俊尧的姐姐还是小欧阳的母亲，因为没有被接诊医院上报，所以也没有被列入人禽流感患者名单，两人的死亡为揭开人禽流感的神秘面纱又增添了两个谜团。
祝益民说：“我觉得关键是早发现，早干预，一定要有整体的应急系统的配合，不但强调医术，还要倚重管理。人禽流感患者和一般的危重患者抢救要求不一样，需要成立专门的救治组隔离治疗。医务人员对人禽流感救治没有任何临床经验，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只能充分把握患者病情，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医院没有给小欧阳使用特效药达菲。救治当时，专家认为，病毒对机体的损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并不是一类药就可以完全切断的，而且达菲对儿童的副作用不可预料，其特效程度也有待证明。
祝益民解释说，所有病毒作用到人体，道理都是相似的。平时治疗危重患者，临床表现其实都是全身多器官贯序受损，治疗方式都是对各个器官的支持和保护，最重要的考虑就是通过支持治疗把正在遭受病原体破坏的器官保护好，这是稳定病情和救治成功的关键。
专家告诉记者，由于考虑到患者感染病原体后，导致各个器官的炎症反应，是器官损害的最重要原因，所以医院借鉴当时最新的抗炎治疗理念，用皮质激素进行小剂量、中疗程的治疗，来替代非典救治时大剂量、短疗程的冲击疗法。事后总结2例患儿的救治经验，这种疗法的应用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
尴尬的疾控配角
疾控中心－疾控处－分管副厅长，医院－医政处－分管副厅长的平行体制，将疾控与临床人为地割裂开来。
“发现晚、病情重、进展快、死亡率高”，卫生部门对人禽流感发病特征的描述多年未变。在当前的国家疾控体系中，医疗机构是发现并控制疫情传播的重要角色，然而实际操作中，它却被体制以边缘化，成为尴尬应对的疾控配角。
无规则的临床防控
“是否能够早发现，主要取决于临床医生对传染性疾病的警惕性。”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ICU主任曹志新认为，人禽流感虽然仍无大样本的经验积累，但发现难却并非缘于医疗机构的水平局限。
曹志新先后参与过10多名人禽流感患者的救治。他告诉记者，人禽流感病毒发病后的第5天左右，是病情危重、急转直下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医疗机构及时甄别病例，尽早应用特效药物达菲，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人禽流感发病初期，很容易被基层医疗机构当成普通的感冒、肺炎治疗。在至今确诊的38例人禽流感患者当中，首诊到基层医疗机构的患者占总数的61.8%，其中仅有一家基层医疗机构对患者的病情产生怀疑并上报。
目前，对人禽流感疑似患者的筛查主要依赖“非典”后建立起来的不明原因肺炎网络直报系统，该系统已经延伸至乡镇卫生院。“已经有一段时期没有发现SARS了，而其他聚集性发生的呼吸道传染病目前只是停留在理论推断上，不明原因肺炎直报系统当前主要就是为筛查人禽流感病例准备的。”曹志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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