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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由之心里有数，毛泽东手术很成功，一天就能愈合好，但他已经了解了毛泽东的个性，所以强调一定要给他包扎上三天，屋里不能放11度的眼镜。“如果在换药时，毛主席要用眼镜看一下的话，就给他其他度数的，让他看不清，否则他发现能看清了，就又不听话了。”
但是，毛泽东还是很快就不听医生的话了。一位医生，为了给毛泽东一个惊喜，给了他一副11度的眼镜，结果，毛泽东那只被治好的左眼“一目了然”起来。说什么也不听医生劝告，非要看文件工作。再多劝他几句，他就用他习惯的手势，左右两小臂轮换着在胸前打圈，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
别人都走了，书房里只剩下一位大夫。倔强的患者和恪尽职守的医生争执开了，唐由之就认准一条，“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您不听我的，我就是不走。”最后采取了折中方案，毛泽东戴上了一副唐由之给他特制的眼镜。左眼前是一个塑料“罩子”，中间一块11度的镜片，周围全封闭起来但是能透气，灰尘却掉不进去，手也摸不到眼睛，这才算是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感染和其他并发症。唐由之在毛泽东身边陪护了几个月，有一次他和毛泽东各自看着自己的书，突然他听到身后这位已经83岁的老人哭了起来，他马上起身，发现他的病人已经哭得老泪纵横。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南宋词，800年前的词人写下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悲怆，与当代词人毛泽东的一处心田发生了共振。
离开中南海前，医疗组工作人员跟毛泽东合了一张影，毛泽东坐在正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全体医护人员共8人呈侧翼型围站在旁边，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下子，自己成了老太爷了，还跟唐由之相约，明年再来给他做右眼手术。
唐由之不久后被派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给毛泽东的好朋友金日成治疗眼疾，并从此结下了20年的友谊。令唐由之惋惜的是，他没有机会使毛泽东双眼都重见光明了，毛泽东没等到做第二只眼睛，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在眼睛禁区动手术
■本刊记者／杨东晓
他的病人有普通百姓，也有各国首脑
唐由之在1975年毛泽东白内障手术成功后，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派遣下，去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会诊。
此后一直到1994年的20年里，唐由之几乎每年去朝鲜一次为金日成进行眼科的保健。在长期的交往中，金日成与唐由之成为很好的朋友，1992年4月朝鲜政府授予唐由之、张淑芳两位中国医生“一级友谊勋章”，后来加入到此项工作的中国医生刘磊得到了“二级友谊勋章”。
今天，中医眼科的古老理论和技法，仍然在为中国百姓和友好国家的元首们服务，而当年唐由之打破禁区，发掘“金针拨障术”，却需要何等的勇气。
金针刺入禁区
唐由之16岁师从上海名医陆南山先生，师傅带徒弟学了5年中医，22岁那年回到杭州开诊所。1952年，他又考上北京医学院，这5年科班的西医教育，使他成为一名中西医结合的大夫。
就读于北京医学院时，唐由之有天和一位同学讨论起唐朝医书《眼科龙木论》中对于白内障针拨术的记载，他认为应该重新发掘出来。他同学的看法是古书中的“金针拨障术”现在之所以失传，是被历史所淘汰的，书中的记载，不过是把它当成了历史的供品。尽管双方观点不同，但是这位同学后来还是找到一本民国时出的《眼科龙木论》送给唐由之。
中医眼科对于“金针拨障术”的记录，始自唐代终于明清。清朝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诸过文字。但是清时还有一本黄庭镜的《目经大成》提到过这种手术。
唐由之毕业后想到上海工作，但是眼科权威李凤鸣教授希望他能留在北京工作。后来卫生部要了他们几个，他便就职于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眼科。
1958年，唐由之开始从中医典籍中寻找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方法，一千多年前唐人的专书中就有系统地论述过72种内外障眼病症。1774年清代黄庭镜《目经大成》中对“针拨白内障”金针刺入位置的描述是：“风轮与锐眦相半正中插入，毫发无偏”，但是这种手法已经在清代后失传。
唐由之每一个字里发现有限的信息，“风轮”是今天通常说的黑眼珠，“锐眦”，普通人叫它外眼角。那么“相半”的位置就是黑眼珠和外眼角正中间的白眼珠地方。破解了这一段论述，剩下的就是用数字来量化和定位了。
唐由之说他找到的这个“相半”的位置，就是8毫米外侧白眼球加6毫米黑眼球的一半，然后取中间处。这一位置在现代西医解剖学中，叫“睫状体平坦部”，是一块禁区，在这里动手术会发生“交感性眼炎”、“大出血”等一系列不堪设想的后果。印度曾经在这一禁区做过552例手术，两年内病人全因后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失明。
唐由之确定典籍中的进针部位就在角膜缘与外眼角之间睫状体的平坦部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取得一定成果后，他把手术做到了尸体解剖上。一年以后，1959年，22例患者全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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